“嗯，好了。”
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像一个正常人。
我会早起煮粥，给傅青霜熨外套，甚至在许景言来家里做记录时，主动给他倒温水。
傅青霜看我的眼神慢慢放松。
她带我去见朋友，逢人就说许景言救了我们。
有人夸许景言厉害。
傅青霜点头，语气里有久违的轻快。
“他把我也从泥里拉出来了。”
我坐在旁边，低头把一朵向日葵的枯叶掐掉。
那盆花是三年前我出院时买的。
傅青霜那时扶着我挑了很久，说以后家里总要有点亮色。
如今它被放在阳台缺口旁，叶片干得卷边。
我每天浇水，它还是一点点枯下去。
许景言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笑着说：“植物也要适应开放环境嘛，别总护得太紧。”
傅青霜说：“他说得对。”
我点头。
“对。”
那天傍晚，我打扫书房。
文件袋没合严，里面露出一角英文抬头。
我抽出来，看到傅青霜签好的外派同意书。
目的地，德城慕尼黑。
期限，三年。
旁边压着一张同一天去慕尼黑的机票。
名字是许景言。
最下面，是一份拟好的分手补偿协议。
房子一套，一百万，照护关系终止后互不干涉。
我坐在书桌前，把那几张纸一页页看完。
原来所谓痊愈，是她离开前的减负手续。
她想让我看起来正常。"